在浩瀚的傳統(tǒng)文化典籍中，有很多歷朝歷代名家撰寫的公文名篇，比如奏疏、策論、公告、公函等古代行政管理中的文書。這些公文涵蓋各種類型，也有多種多樣的主題，蘊含著治國理政的智慧，反映了家國天下的情懷，體現(xiàn)出格物究理的思想，也弘揚了明德弘道的理想追求，是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的瑰寶。這些名篇佳作也都是公文寫作的典范，蘊含著古人嚴謹?shù)乃季S方法，體現(xiàn)出嫻熟的寫作技巧。

實用：問題意識與目標導向

實用，即有實際用處。這是公文的第一功能，也是與散文詞賦的最大不同。在寫作方法上，要有問題意識，堅持目標導向。主要是通過提出問題、分析問題、解決問題，爭取陳述的建議被采納，并推動轉化為實際成效。

西漢晁錯《論貴粟疏》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。西漢初期，漢文帝即位后繼續(xù)奉行“與民休息”的政策，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(nóng)業(yè)的發(fā)展和商業(yè)的繁榮，但是也出現(xiàn)了谷賤傷農(nóng)的問題，加上大地主、大商人兼并侵奪加劇，大批農(nóng)民流離失所，大量土地無人耕種，糧食安全成為大問題。文帝十二年，當時還是太子家令的晁錯上書《論貴粟疏》，力主重農(nóng)貴粟。文帝閱讀此文后，采納了晁錯的建議，并將其作為堅定不移的國策，其影響遍及整個古代中國。

這篇文章在“提出問題”部分，通過古今對比、“不農(nóng)之害”和“務農(nóng)之利”對比，層層遞進表達了“方今之務，莫若使民務農(nóng)而已矣”的總觀點。在“分析問題”部分，同樣用兩組對比，即珠玉金銀與粟米布帛的對比、農(nóng)夫勤苦和商賈富厚的對比，著重分析了老百姓為什么不愿意務農(nóng)。進而在“解決問題”部分，提出“欲民務農(nóng)，在于貴粟；貴粟之道，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”的總結論、總措施。這種經(jīng)典的“三段式”論述，層層對比、環(huán)環(huán)相扣，邏輯嚴密，說服力強。

實現(xiàn)問題意識與目標導向相統(tǒng)一，需要注重三個關鍵要素。

深入調查研究。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、成事之道。一篇好的調研報告或文章中具有調研性質的部分，本身就是決策咨詢的重要依據(jù)，重要的是事實清楚、數(shù)據(jù)清晰。用實情和數(shù)字說話，常常比辭藻更有力量。北宋曾鞏在《議經(jīng)費札子》中，針對冗員冗費問題，像會計一樣用具體數(shù)據(jù)對三朝費用開支情況進行了系統(tǒng)分析。由于深知基層民情，文中對于數(shù)據(jù)的選擇和運用，每一個都能切中要害、指明關鍵。清代林則徐在《錢票無甚關礙宜重禁吃煙以杜弊源片》中，為反駁弛禁鴉片的錯誤觀點，講述了自己暗訪密查的調研實情，說服了舉棋不定的道光帝。

把握關鍵問題。行文如行政，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，把握關鍵問題。安史之亂后唐朝由盛轉衰。唐德宗建中四年（783年），唐代賢相陸贄透過紛繁復雜的政治活動和社會現(xiàn)象，將歷史、現(xiàn)實和未來貫通起來思考，找到事件背后疊加、聯(lián)動和放大效應，立足于穩(wěn)大局，致力于除隱患，向唐德宗上書《論關中事宜狀》。文章開篇劈空立論、點出危機所在：“竭國以奉軍，傾中以資外”，并認為這是“倒持之勢”。然后，旁征博引對比列舉史實驗證，著眼大局大勢分析存在隱患，拆解風險鏈條，奏陳解憂建議，講明“本大末小”“居重馭輕”的道理，懇請?zhí)频伦凇熬影矀湮！薄笆觳熘^防之”。遺憾的是，陸贄的建議并沒有引起唐德宗的重視。上奏此文次月即發(fā)生了“奉天之難”。

舉措切實可行。所有的論述最終都落在提出可行性舉措上來，否則很容易淪為空談。北宋蘇軾第二次到杭州任職后，發(fā)現(xiàn)因疏于治理，西湖已淤塞過半，經(jīng)過近一年的走訪調研，上書《杭州乞度牒開西湖狀》，請求朝廷支持疏浚西湖。在上書之前，蘇軾對治理西湖作了周密設計，且已經(jīng)開工，而這項工程要推進下去，還面臨較大的資金缺口。考慮到當時的中央財政并不寬裕，文中提出“乞度牒”的舉措建議。簡言之，就是向朝廷申請“度牒”指標，再向民間富商售賣以籌資。由于方案的可行性較強，最終資金到位，工程很快竣工。

適用：注重場合與照顧對象

適用，即面對不同場合、不同對象宜采用不同文體，運用不同的表達方式。也就是說，要換位思考、堅持需求導向。

看形勢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：“我們強調重視形勢分析，對形勢作出科學判斷，是為制定方針、描繪藍圖提供依據(jù)，也是為了使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增強憂患意識，做到居安思危、知危圖安。”南宋辛棄疾《美芹十論》相當于一個研究規(guī)劃類的綜合性報告。大凡這樣的報告或者講話，一般在開始部分都涉及形勢分析。第一論《審勢》就是杰出的形勢分析報告。分析形勢就是分析條件。文中主要通過對宋和金的土地、財賦、兵馬等方面條件的分析，得出“我有三不足慮，彼有三無能為”的結論，從而確定了之后九論的方向。

看場合。以唐代韓愈《賀雨表》、明代海瑞《禁饋送告示》為例。前者圍繞唐穆宗祈雨成功后“久旱逢甘霖”的喜悅，在短短200多字里，通過工整對仗的辭藻、親切自然的散句，表達了對唐穆宗的贊美之情和自己忠君愛民之心，以至于500多年后的朱元璋下詔規(guī)定，以《賀雨表》作為范文，令天下仿行。后者是一則為禁止不良饋送之風公開發(fā)布的告示，既分析行賄受賄盛行的原因，也義正詞嚴給出法律依據(jù)和處罰舉措，讓相關涉事方都知道可以干什么、不可以干什么，對當時的官風社風產(chǎn)生了積極的影響。

看對象。以東漢孔融《與曹公論盛孝章書》為例。盛孝章是江南名士，孫策平定江東后，對其持續(xù)施加迫害。建安九年，孔融給曹操寫的這封信，既是推薦盛孝章，也是替這位好友求救。孔融曾與曹操同朝為官，共同反對董卓。有這層感情基礎，開篇一句“歲月不居，時節(jié)如流”的感慨，拉近了和曹操之間的距離，營造出較強的代入感。緊接著抓住曹操愛惜人才的特點，通過論述交友之道，闡明為國求賢的緊迫感，描述人才濟濟、事業(yè)興旺的美好場景，成功打動了曹操。

妙用：文以達意與平實樸實

妙用，即在寫作方法上既要追求文以達意，把事情說清楚、觀點講明白，又要做到平實樸實，不簡單堆砌辭藻。一言以蔽之，提倡優(yōu)良文風，堅持創(chuàng)新導向與效能導向相統(tǒng)一。

一方面，靈活運用各種方法。好的文章是有基本標準的，不同的文章也有不同的風格。要善用不同的寫作方法。比如，有的長于大勢著眼、小處切入，行文循循善誘；有的注重換位思考，提出引導性建議；有的在舉例論證、引經(jīng)據(jù)典上既旁征博引又恰如其分；有的開門見山、劈空立論；有的緩緩道來、層層遞進；有的有破有立、直切要害。至于排比、比喻等，更是許多公文中普遍使用的手法。我們要學習借鑒歷代公文名篇中體現(xiàn)出的寫作方法，并結合實際靈活運用。

比如，唐代元稹依照“復古”要求進行公文語體改革，在內容、形式以及語言運用上，都力求文風通達樸素、明易曉暢。他為唐穆宗起草的《許劉總出家制》除了文字古樸雅致，典故的運用也極其考究。對于節(jié)度使劉總堅決要求出家一事，制書中自然貼切地引用張良、范蠡的典故以類比，既無形中將劉總比作古代名臣，也體現(xiàn)出穆宗對其出家的不舍，充滿濃厚的感情色彩。又如，北宋王安石提出“且所謂文者，務為有補于世而已矣；所謂辭者，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。誠使巧且華，不必適用；誠使適用，不必巧且華”。這就是說，文章應追求“有補于世”，而不必賣弄辭藻。他的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》綱舉目張、詳略得當，關鍵處往往斬釘截鐵。再如，南宋胡銓文如其人。他的《戊午上高宗封事》全文義正詞嚴，說理有力，辭意激切，一往無前，胸中翻騰的愛國之情撲面而來，可謂“凌云健筆意縱橫”。

另一方面，以公心為根本出發(fā)點。語言和文章是思維的物質外殼，是心靈的窗戶和思想的載體。一個人的語言風格、行文風格及其傳達力度，反映著其內在世界所達到的境界，牽連著對事物的洞見程度。“紙上之功大有深淺”，深淺之別反映的是境界的高低、胸懷的寬窄。只有把國家、民族、人民大眾時刻放在心頭，鴻毛筆管才能彰顯千鈞筆力。以秦代李斯為例，他的《諫逐客書》上書于秦嬴政十年，其時秦國作出逐客的決定，企圖將六國仕秦之官全部驅逐，恢復秦國貴族掌握權力的局面。依《逐客令》，李斯也在被驅逐之列。當時，對秦國而言，統(tǒng)一中國的進程已然開啟，《逐客令》的施行無疑將延滯或阻礙這一進程。李斯悲憤之余乃作《諫逐客書》，說服了秦王，也推動了歷史的進程。秦統(tǒng)一天下后，李斯官至丞相，位極人臣，但令人唏噓的是，后來的李斯為一己私利，與趙高合謀偽造遺詔，擁立秦二世，釀成了不可挽回的惡果。可以說，《諫逐客書》助李斯青云直上，偽造遺詔令他萬劫不復。或許責任并非在“文”，而在于注入文中的是“公”還是“私”。

最后，看千古名篇《出師表》。其文法簡雅，質樸率真，行文直奔主題，沒有穿靴戴帽、不顯冗長空洞，同時所提事項兼具針對性、時效性和可操作性，真正是“凜然出師表，一字不可刪”。而在這些所謂寫作方法之上的，是諸葛亮“鞠躬盡瘁，死而后已”的精神和為公為民的家國情懷。或許，這才是一篇公文跨越時間、空間的界限，成為傳世經(jīng)典的根本原因所在。

總之，公文寫作應秉持“公文為公、公心為上”的思想理念，強化“問題導向、文以致用”的價值導向，構建“邏輯謹嚴、有理有據(jù)”的行文架構，形成“質樸平實、簡潔雅致”的語言風格。這些公文寫作之道，值得我們深入學習、借鑒與踐行。

（責任編輯：王威）